配资台网 1936年赵一曼牺牲，18年后儿子知其身份，亲手将母亲名字刻在身上

“1954年8月10日上午十点，我能再看一眼那封信吗？”父亲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对讲解员低声请求。短短一句话，标注了他与母亲赵一曼隔着十八年时空的第一次“见面”。信纸泛黄，字迹凌乱配资台网，却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瞬间撕开了他心里尘封已久的疑团。

那天之后，这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做了两件别人难以理解的事：一是将遗书全文默抄带走，二是在自己左臂内侧，用钢针蘸蓝墨水，一点点刺下“赵一曼”三个字。对外他只轻描淡写一句——“怕岁月把字迹磨掉，干脆刻在肉里”。其实他在给舅母李坤杰的信里写得很直白：既然母亲用生命完成了她的选择，自己也该用一点疼痛去记住她留下的分量。

如果时间轴往前推回到1951年，一切仍旧混沌。四川泸州，李坤杰在茶铺里听邻座议论新上映的电影《赵一曼》，片中女主角英勇就义的情节让她心惊：人物的口音太像自己的胞妹李坤泰。李坤杰手里连妹妹一张清晰照片都没有，只能把这份怀疑压在心底，直到她偶然得到一张老同学保存的黑白相片——那一瞬，她几乎确信：银幕上的抗日女英雄，正是多年失联的妹妹。

机缘巧合，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赴京开会，她托他向中央相关部门求证。几番周折，照片送到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手中；更巧的是，何成湘正受命调查影片原型。“片中人物也姓李，出生地似在川南。” 两条线索对上后，调查团队立即前往黑龙江省档案馆核对日伪审讯记录。那份日、汉双语卷宗夹带的模糊照片，将赵一曼和李坤泰彻底重叠——轮廓几乎毫无差别。

1954年确认身份的电报抵达泸州，李坤杰泪流不止，却又止不住欣慰：妹妹并未只是“失踪”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全国人民的记忆里。消息迅速传到北京，陈掖贤和父亲陈达邦对着褪色相片，久久无语。陈达邦这一刻才明白，十多年前自己从莫斯科回国后迟迟没有妻子消息的原因；而陈掖贤更痛苦，他对母亲的全部印象，仅剩一张婴儿期合影和父亲口中断断续续的叙述。

为了求证，父子俩当月飞往哈尔滨。走进烈士纪念馆，扑面而来的是铁铸的手铐、被烟火熏黑的战旗和墙上一张张烈士名单。陈掖贤站在母亲遗书前，像被钉在地上一样。“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，今天已经到了牺牲前夕……” 这段话让他再也掩饰不了情绪，嚎啕大哭。哭声过后，他提笔临摹；每一个字，用力到笔尖几乎穿透纸张。

刻字的念头，便源于此。钢针扎进皮肉时，他想起母亲在珠河刑场高呼的口号；疼痛来袭，他就提醒自己：这远比不上母亲在电刑下七小时承受的酷烈。刺完三个字，伤口肿胀，他却说“不抹药”，理由是“留疤才像印章，免得日后自己懈怠”。

追溯赵一曼的道路，很多人忽略了川南小镇宜宾的细节。十岁那年，她剪烂裹脚布、当众洗脚的举动，在宗族眼里是“离经叛道”，在姐姐李坤杰眼里却是天生的反叛因子。此后，她考宜宾女子中学、加入青年团、遭族人围攻、用刺人的藿麻吓退媒婆，每一步都显出“刚烈之女”的影子。郑佑之——这位川南党组织早期创建者、她的大姐夫——给过一个毫不夸张的评价：“端女儿乃烈火，不容封建灰尘覆面。”

1927年，赵一曼赴武昌军校时，蒋介石已开始屠杀革命者。她先是政治部宣传干事，后又被秘密调往九江，一路辗转，旧病复发依然坚持任务。再往后，她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，与陈达邦结婚。婚礼朴素：一枚戒指、一只手表，用来防备将来经费不足。回国时她已怀孕，组织安排她到宜昌建立交通联络站。木板屋外，寒风凛冽，她挺着大肚子搬行李；孩子出生在草堆，取名“宁儿”，寓意“安宁”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她被派往哈尔滨，以烟盒女工作掩护，发动罢工、筹建抗联。从拿笔写标语到端枪打游击，她转变得极快。1935年秋，为掩护主力撤退，她在小西北沟负伤被俘。一个月的酷刑未撬开任何秘密，日军甚至自东京运来专门针对女性的电刑器具。七小时极限审讯，她昏死过去多次，被强心针拉回，只为继续拷问。审讯官后来说：“她咬着舌尖就是不出声，像铁铸的一样。”

1936年8月2日，行刑车驶往珠河。她向宪兵索要纸币，撕成三片，在颠簸的车厢里写下给宁儿的遗书。抵达刑场，她高呼口号，被刺刀顶住脊背依旧昂首。枪声结束了她的身体，却无法阻止名字在东北大地扩散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主动提出抚恤事宜，陈掖贤却拒绝。他在回信里说得干脆：“母亲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信念，不是抚恤书。”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，他没有进入外交口，反而选择了工业系统，觉得“炼钢才能让国家硬起来”。1982年弥留之际，他对儿女叮嘱：“奶奶是奶奶，你是你。不要拿烈士后代当通行证，更不要给组织添麻烦。”交代完，他抬眼望向窗外，手臂上的“赵一曼”三个字依然清晰，宛如新刺。